我在二十岁时，与四十六岁的周砚川结为连理。每当我们站在一起，身边的人总是会误以为他是我的父亲，而我每次解释后，看到对方复杂的表情，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。可是这段生活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只有我自己清楚这条道路是否合适。那时候我家正经历着经济的困境，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，母亲又因病长期吃药，家中积欠了一大笔债务。刚考上大学的我，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让我常常彻夜难眠。周砚川是一名建材商人，离过婚，没有孩子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带来了两箱营养品，先为我父亲支付了住院费，随后又把我母亲一季度的药费放到桌上。母亲询问我是否考虑清楚时，我看着桌上的药盒，和父亲束缚在石膏中的腿，坚定地回答：“我想清楚了。”实际上，我只是希望能先解决家庭的困境。

婚后的生活，他对我确实很好。家务从不让我碰，自女儿出生后，夜里冲奶粉总是他亲自去做。我特别喜欢吃甜食，尽管他总是提醒我胃不好，但还是隔三差五给我买。银行卡也由我掌握，从不问我钱花在哪里。有一次，我买了一条挺贵的裙子，吊牌都没剪就被他发现了。我以为他会数落我，没想到他只是说道：“如果不合适就去换，不要委屈自己。”当晚我坐在床边，凝视着那条裙子，心里对他的感激油然而生。他确实是个好丈夫，但是好和爱之间隔着一层很薄的窗户纸，他在这一头，我在那一头。我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，直到前天晚上，女儿睡着后，他独自坐在客厅，低头把玩一个小药盒，表情沉重。我从厨房走出来，他赶紧把药盒藏了起来。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，他匆匆说没事，我擦干净手走上前，关心地询问。他憋了半天，才将药盒放在茶几上，看到那是一种功能药。他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像个做错事的小孩。我问他买这个干啥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想让你高兴。”这句话如同一块巨石，重重砸在我的心上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他不能让我高兴？他冲我摇头，说这不是明言的，却是我心里明白。他认为我才二十岁，不应该选择跟一个四十六岁的人一起过这样的生活。我想反驳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他告诉我，自己常常不到十点就感到困倦，别的人周末带着其妻子逛街，他只想到在家躺着，腰疼走不了远路。我想去看电影，他陪我去，电影未结束他便先睡着。有时我看到他的背影，觉得他更像一个早熟的家人，而非我的丈夫。他提出要试一下功能药，药店的人说没问题。我想要去抢药盒，他却按住我的手，坚定地说：“许禾，我不想让你以后后悔。”我反驳说我不后悔，他却说我心里有，他在这种关系中感到不安。他撕开包装，仰头吞下了一粒。

不到半小时，他的脸色变得煞白，靠在沙发上，手放在胸口，额头上满是冷汗。我担心地询问他的感受，他说心跳加速，感觉头晕。我问是不是吃多了，他却说只吃了一粒。刚说完，他的身体就歪向一边。我扶着他，感到他的胳膊像铅一样沉重。我赶紧拨打急救电话，他却紧紧抓着我的手腕，让我不要叫人，觉得出丑。我质问他，生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？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。女儿被惊醒，哭着叫我。我在等待救护车的同时匆忙去抱她，那十多分钟的时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漫长。他坐在沙发上，脸色愈发难看, 不断让我照顾好孩子，但却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惊恐的心情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从我认识他以来，他从未在我面前生过病。手摔了、发烧到39度，都是自己买药硬撑着。他似乎觉得，只要撑起这个家，就不允许自己倒下去。

急救人员赶到后，询问他吃了什么，他却不愿意说。我替他回答。他闭着眼睛，耳朵红肿。去医院的路上，他一直握着我的手，不停道歉，而我则让他不要说话。他说想证明自己还可以。我喉咙紧绷，告诉他根本不需要证明。他说我年轻，我说年轻并不代表我只关心这些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似乎没有听懂。我握紧他的手，告诉他，刚才的事几乎要了他的命，也吓坏了我。以后不允许随便吃药，必须先咨询医生。他问我会不会因此而嫌弃他，我看着他苍白的面孔，想起结婚那天他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沉默。旁人说他捡了便宜，称赞我年轻漂亮，指着他的本事。然而我心里清楚，他握着我的手时手心满是汗水。他也在害怕我某天后悔。

我告诉他我所嫌弃的并非是他年龄，而是他对自己健康的漠视。他的眼神微微动了一下，反问我是否还爱他。这个问题在他以往从未如此直白。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因为我不想仅仅为了安慰他而说出一个尚未完全确认的答案。沉默过了一会儿，我告诉他我不知道爱是否达到了他所期待的样子，但我明确知道，我不想在医院外焦急等待他的坏消息，更不希望女儿日后只记得他的照片。他静静地看着我，眼圈渐渐发红，低声询问这算不算爱。我回答说，不管算不算，那都是我此刻最真实的想法。

医生检查后表示没有大碍，主要是药物引起的反应和紧张，需要观察几个小时，还特别提醒将来不能随便服用这类药物，特别是与其他药物混合服用。他躺在病床上沉默许久，告诉我应该回去，孩子还小，昨夜我也很辛苦。我把女儿放在椅子上，给他倒了杯温水，说我不打算回去。他说有护士，我回应知道，他又问我留下来干什么。我将椅子拖到床边坐下，告诉他只是想看着他。当这句话说出口时，他的眼泪突然涌出。他转过头，用手背擦拭，似乎不想让我看到。于是，我选择了沉默。天渐亮时，他终于睡着了。我坐在床边，凝视着他因药物而显得憔悴的面孔，第一次没有把他与年龄、金钱或房子联系在一起。他只是周砚川，是那个在雨天替我收衣服的人、是女儿夜里哭泣时第一个起身的人，也是那位腰疼依然为我修灯的人。

他四十六岁，我二十，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二十六年的差距，但这种距离并不会因为一场病痛而消失。